知青插队的背景介绍,知青的安置方法是什么

知青插队的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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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指1958到1960年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口号有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等。
当历史进入1958年的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会议充分肯 ...

“大跃进”是指1958到1960年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口号有“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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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1958年的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上,有
117人口头发言,140人提交书面发言,中共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

这些发言和报告,虽不乏脚踏实地的内容,但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和生产高指标。

以后三年,“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经济发展的常规被完全破坏外,工业建设毫无节制地高速发展。很快,这场唯意志论指导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盲动,就孕育出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就需要很多人投身到这场火热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自然,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当时,不仅刚毕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很容易找到了工作,1000万农民也进了城当上了工人。

仅这一年内,全国共增加职工2000万人,相当于前8年增加职工人数的1.26倍。年终,国家劳动部宣布:“彻底地完成了消灭失业现象这一历史任务。”

“大跃进”的高速度给生产力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1960年,随着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城市发展严重滞缓,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被迫放弃,涌入城市的农民又不得不再返家乡,就业的压力再一次呈现在决策者和城市青年面前。

实际上,在1958年秋冬之际,党中央就开始意识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恶果,这年的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要收回某些已经下放的权利,加强中央调控能力。

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各省、市、自治区的年度劳动计划,必须报中央审批。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决定年内减少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800~1000万人,从而减少工资支出15~18亿元。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
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5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1961年就减少1000万,其中职工970万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实属空前绝后。

周恩来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这个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件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以至于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后来谈到这一决策时也感慨万千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一事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我国每年的同龄青年约1500万人,绝大部分家居农村,而城镇青年仅有300万人。可就是这300万人,能够继续升学或就业的只是极少数。

为此,中央决定,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

1962年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条安排城镇青年出路的建议,一条是上山下乡;第二条是城市就业;第三条是组织自学。并且认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安排的主要途径是上山下乡,其具体形式有三种:

第一,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最主要的形式。

第二,安排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不少地方还采取发动知识青年投亲靠友,有的职工偕同家属一道投亲靠友,或者暂时把知识青年编成小组,集体生活,分散劳动。

第三,采取试办半农半读学校或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等形式,将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

习惯于农业劳动,适应农村生活后再到农村长期落户。

这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带有明显的紧迫感和临时性的特点,应该说还不能算是一场精心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3年开始的。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6个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这次会议预示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临。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计划编成,经审定后,应纳入国家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主要是到国有农场去。据团中央1963
年11月对辽宁、吉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1省和北京、上海两市的统计,1961年以来动员下乡的青年有14.9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11.5万人。安置到国有农场的知青在身份上属国有企业农业工人,按月领工资,并享受劳保福利待遇。

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农场能够接纳这些知青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且国家财政负担也很重,安置一个城市青年到国有农场去,国家需要财政支出在1000元左右。

到1963年5月底,
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只完成了15.4万人。这样看来,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去向究竟放在哪里为好,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

1963年的6、7月份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
原定主要讨论国有农场的安置工作,后来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将会议的重点改变了,即调整安置工作方向,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这次会议是围绕知青插队落户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在会上就指示,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
其次是插人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牧、林、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

其实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1963年7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好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

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过:插队本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当时的浙江嘉兴县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在这次会议后,安排下乡知青,开始转为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为主。

插队的形式也很多,一是集体插队,即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一般是三五个,顶多10多个,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分散到队里参加劳动;

二是青年单身插队落户,少数是住在干部或社员家里一起吃饭,有的单独居住,自己开伙;

三是投亲靠友;四是在那些有成片荒地的公社,以下乡青年为主,搭配些农民,成立自负盈亏的生产队。

实践证明,插队落户的容量很大,国家花钱少,收效快,被当时认为是一条安置城市青年下乡的“好路子”。

1964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青年下乡问题时说: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而到国有农场则每人要1000元,如果一年100万人插场的话,国家需要支出十几个亿,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并提醒做知青工作的同志说: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

因此国家把将安置城市知青的目光转向农村人民公社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在抓,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因某位领导的头脑一时发热而闪出的一个不着边际的念头。知识青年到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广阔天地插队落户,就成为以后15年安置知青的主要形
式。

当时的有关部门非常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说全国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每年先后插入两个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万人口。

为了真正落到实处地安排好知青下乡,中央和各地都先后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机构。

1964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和团省委还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衡阳、益阳、湘潭、邵阳、常德、株洲等市巡回演讲,用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感受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凡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洋溢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让所有的知识青年,不管是城里的或农村的,都明白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
指出:本报发表的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2390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27名城市知识青年的事迹,证明了下乡上山确实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一条宽阔大道。

2月28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社论。指出今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将日益增多,如何认真做好团结、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使他们落脚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应当是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9月8日《中国青年报》也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鼓励城市青年积极投身到下乡运动中去。

这场知青下乡运动的再度掀起,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据统计,从1962年始到1966年8月“文革”爆发前,全国共有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超过百万,达到129.28万人,占整个下乡人数的
65.6%。

正如《人民日报》所载《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一文中说: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渐形成一个革命浪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而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1962年,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
辟危险”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 运动开始了。

顿时,全国上下都能感觉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政治气氛在紧张地朝每个人袭来。再加上当时苏联的“变修”
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我们的党变修,我们的国家变色,很有必要在青年人中进行关于红色接班人标准的教育,这些都无疑使知青下乡运动开始笼罩在“左”的乌云之中。

1964年9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表达的观点,就反映了这一点:

参加农业劳动是......革命的知青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极好条件……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在农村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可以使知青逐渐培养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
端正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并且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

实际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在此时也因此而完全被披上了一层政治理论的外衣,且因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而变得更加不可一世起来。下乡是革命的,它有着光荣的远大的前途,否则是不革命的,就没有前途,这就是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所在。

听听1965年《中国青年报》1月7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所说的一段话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农村,是你们的课堂,是你们的战场,是你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多么动听!多么鼓舞人心!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高喊着那句口号“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

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是如此,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如此,
因为在加入到下乡队伍的青年中,为数更多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

虽然在青年中也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了“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鼓荡下,阶级成分的因素无端被夸大了。

尽管知青本人都出生在新中国,可家庭成分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更改、也无法变更。但更多的此类知青,为了摆脱家庭的阴影,求得在人格上的平等,他们不得不使尽全身解数,企图通过下乡锻炼这条光明之路以达到脱胎换骨的人生的一次解放,最起码也可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一种暂时的解脱。

1965年,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了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小册子,叫《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宣传的对象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书中收录了几位此类青年,由于选择了下乡这条革命的道路,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这就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就是出身不好不要紧,重要的是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到1966年止,全国下乡上山的城镇知识青年当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些原始材料记载,1963—1966年进疆的上海女知青中,50%以上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有些地方,知青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五类”子弟组成,1964年北京赴山西曲沃集体插队的44名青年,据说全部是所谓
“杀、关、管”的子女。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革命改造”的地方。当然,总的趋势来看,这一时期的知青下乡运动还是健康和平稳发展的。

周恩来对此曾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文化部能不能拍一部大型纪录片,题目就叫“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后来,着名导演谢铁骊承担了这个任务。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部片子才未果。

总之,120多万青年奔向农村,尽管带有某种被强制性,但大部分都是高高兴兴带着理想、充满希冀在广阔天地里挥洒着青春!

知青下乡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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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70年开始大滑坡,摧残知青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上山下乡运动几乎跌入谷底,可以说这是再教育的必然结果。下面是当年的一份情况反映。
据《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内部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称:
据对北京5个中学、10个班级共478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70年开始大滑坡,摧残知青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上山下乡运动几乎跌入谷底,可以说这是“再教育”的必然结果。下面是当年的一份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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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内部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称:

据对北京5个中学、10个班级共478名学生的调查,准备下乡的只有78名,占总数的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名,占1970;犹豫观望的311名,占了65%。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了此份参考之后,立即批示把它印发给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并要求各地重视知青工作。批示说:

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青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

他在103号《参阅文件》上又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

那么,当时在知青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严重的问题呢?

根据1973年6月22日到8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各级领导对知青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管理不善,甚至是管理粗暴;

二、少数知青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全国有1/3的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青年住房没有解决;

三、任人唯亲,“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十分严重;

四、摧残迫害下乡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相当严重;

五、青年的思想极不稳定。当时在知青中由于生活所迫不仅外逃的现象很多,且自杀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会议期间,一份《情况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震惊。这份材料是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两位记者向国务院写的报告材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存在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以种植橡肢为主的四师十八团,7070以上的人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识青年。这个团的部分领导人,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镇压。

据1972年4月统计,十八团30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

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被吊打的知青,绝大多数仅是有骂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劳动偷懒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仅是看到干部吊打别人,说一句批评的话而被吊打的。

团里一些领导,有的亲自批准搞轮流批斗(实际就是捆绑吊打有的公然声称:“只要不打死就行”、“要捆就捆紧一点”;有的赤膊上阵,亲自拳打脚踢……该团九连批判一个知识青年,没有捆绑吊打,团副参谋长看了很不满意,指责他们说:“你们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重搞!”

在这些团领导的指使纵容下,基层干部和少数工人违法乱纪,任意迫害知识青年。

该团基建连的一位知青,由于打群架,接连被捆12天,被吊打17次,用铁丝捆了5个晚上,有时被吊在空中往墙上撞,有时吊起来再用杠子往下压,受了7、8种刑法,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造成长期腰痛,大小便不正常,一度被逼得要自杀。

六连一位知青被怀疑偷了军装,连长、指导员集合全连对他进行吊打,逼他交出军装,他交不出来就打得更厉害。这位知青直向连长、指导员喊:“叔叔救救我,救救我!”连长、指导员不但不理,反而唆使一些人打得更厉害。

有些连干部随身带着绳子,对谁稍不如意就说:“我代表党支部把你捆起来!”

六连一些知青拉肚子,出勤较低,连指导员说:“你们不劳动,把你们拿到太阳下晒!”于是硬逼着6、7个病号在摄氏40度的阳光下站着,并且要面对太阳,不得擅自走开。

而在知青受迫害的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青被凌辱、奸污的案件。这份材料对上也有反映:

十八团卫生队长孙涛,奸污女知青11人,其中3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的半数以上。二十连的指导员李文峰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人,致使两名女知青跳河自杀未遂。

臭名昭彰的一师二团六营二连连长张国亮在1970年3月到翌年2月的近一年中,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3人,强奸未遂1人,猥亵17人。某女知青病休昏睡被强奸后,经常痛哭昏倒,几次双目失明,一度神经错乱,见到人就恐怖得大喊:“妈妈、姐姐,快救我!”某女知青被强奸后精神失常,多次拿着割肢刀和绳子往山林里跑,想自杀。

张无恶不作,有恃无恐,以至一些女知青深夜听见老鼠声,都会吓得惊叫:“张国亮来了!”全连人心惶惶。

7月5日,叶剑英看了这份《情况反映》之后,批示说:

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7月6日,周恩来怒批: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李先念也在材料上批示:

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李先念还愤怒地对下面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说:

张国良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弄得知青听见老鼠跑,都喊连长来了。你还把他当干部,处理不下去?下不了手,这是为什么?他对知青那样残忍,可是处理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去,上面对这些采取包庇原谅,这是什么问题?........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下,张国亮终于被绳之以法。

知青的安置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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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1973年6月至8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还是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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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1973年6月至8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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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总理在传达毛泽东的复信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

在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周恩来就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医疗、婚姻、归侨安置、成分、知青布局、表彰知青先进事迹、学习、教育以及打击坏人、干部带队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农林部军代表沙风负责,迅速抽调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得力干部70多人,组成13个调查组,于5月份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陕西、河北、湖南、陕西、云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区,调査了解知青上山下乡情况,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准备。

各调查组所采用的调查方法都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解剖一两只麻雀”的方法,选择若干个好的或坏的点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然后结合当地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得以基本认识。

5月下旬,各路调查组回京参加汇报,研究分析各地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6月10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央通知》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泽东圈阅后发至各地。随同下发的还有《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复信,并认真讨论中央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准备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对于“文革”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次全国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从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来讲,对这次会议基本满意,因为它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措施:

严格进行检査、总结经验、加强领导;

切实解决口粮、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

坚决刹住“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做出长远的全面的安置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同时还提出了四种安置方式:

一是建立青年点,集中插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二是建立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青年队,集中劳动和管理;三是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建立单纯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经过一系列措施的安排落实暂时平息了下乡知青的不满情绪,解决了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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