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问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金日成曾在春节接待周恩来

图片 1金日成周恩来过春节
1958年,周恩来率团访问朝鲜。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热烈地欢迎了访问团,由于正值春节,而且朝鲜也有过春节的习惯,于是,二人和随行人员一起办了一场春节酒宴,热热闹闹地过了节,还达成了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一致决议。
1958年2月,周总理第一次正式率团访问朝鲜,会见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访问期间,周总理不顾风雪,访问了咸兴市,参观了兴南化肥工厂。那次访问还恰逢农历春节,朝鲜也有过年的习惯。
2月18日正值春节大年初一,周总理与金日成叫上了随行的陈毅等相聚,在融洽的气氛中一起过了春节,席间还喝了不少中国的茅台酒,吃了朝鲜过节的打糕、八宝饭和珍贵的“野鸡年糕汤”。就是在那次春节酒宴上,双方达成一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当年10月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2月19日大年初二,气温零下十几度。这一天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全部撤出朝鲜。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访问了平壤市郊的翔杨合作农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虽为一国总理,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亲切地与农场社员谈生产,聊家常,走访了志愿军从废墟中救出的朝鲜妇女崔史烈的家,还参观了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的石岩水库。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春节期间访问该农场,朝鲜人民当年将农场命名为朝中友好宅庵合作农场。
酷爱写诗的陈毅将军在告别了志愿军总部的春节庆祝会后,匆匆赶来参加周总理和金日成的春节宴会,在敬酒期间当场赋诗“再敬酒”:“志愿军与人民军,战斗友谊最相亲。雄豪尽是无双士,卫国保家子弟兵。”
周总理什么时候访问朝鲜不行,为何偏要定在春节?对此老秦曾听到过两种解释。一是总理日理万机,节假日都不休息加班,争分夺秒为国效力。另一种则是志愿军从朝鲜撤出定有难言处,何不“哥俩好”一场,找个节日气氛图个吉祥。

图片 2张学良蒋介石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被国民党视为“叛徒”;而中共方面则将二人视为爱国将军,充满感激与尊敬。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争吵不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蒋介石逃跑忘带假牙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委员长的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现在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杨瀚说。
在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在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图片 3金日成与毛泽东
1964年2月29日,时任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率团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二人就修正主义这一话题进行二人深入地交谈。毛泽东表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金日成向毛泽东提问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并对金日成解释说,“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接下来,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严重的估计:“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同志有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再问:“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同志熄灭了拿在他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以上内容节选自《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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