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是谁,钱三强和钱学森的故事

图片 1诸葛恪
诸葛恪文采出众而粗有武略,刚愎自用,矜己陵人。孙权死后不能安抚内外,反而虐用其民,穷兵黩武,不虑大患。政治上过大于功远矣。位高权重,用人唯亲,对士族和宗亲地位的挤压把诸葛恪推向了死路。
东吴权臣诸葛恪简介
诸葛恪,字元逊,琅邪阳都人。三国时期东吴权臣,东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侄。
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诸葛恪为左辅都尉,为东宫幕僚领袖。曾任丹杨太守,平定山越。陆逊病故,诸葛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继位后,诸葛恪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诸葛恪开始轻敌,大举兴兵伐魏,惨遭新城之败。回军后为掩饰过错,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峻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孙綝被杀后,孙休下诏将诸葛恪依礼改葬。
三国时期东吴权臣诸葛恪 诸葛恪得驴的典故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恪父瑾面长似驴。翌日,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权乃以驴赐恪。
即:诸葛恪字元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面孔狭长像驴的面孔。一天,孙权召集大臣们,差人牵一头驴来,在驴的脸上挂一个长标签,写上:诸葛子瑜。诸葛恪跪下来说:“乞求给我一只笔增加两个字。”于是任凭给他笔。诸葛恪接下去写了:“的驴。”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孙权就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恪。

图片 2钱三强
钱三强的一生,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有人生的理想和规范。77岁的高龄,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巍然挺立,不为世俗所扰。就是这样的清华走出来的优秀“老兵”,抱着“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报国梦,生动诠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
钱三强夫人
何泽慧,1914年生于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研究弹道学,首次提出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新方法,获博士学位。
1946年,何泽慧从德国到法国巴黎,和大学同学钱三强结婚。此后,他们一起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工作,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48年,何泽慧和丈夫一起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她参与组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后期,她领导建立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实验室;上世纪70年代,她主要从事空间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她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也做出了贡献。因在专业领域内的卓越成就,何泽慧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不擅言“爱” 心系家国
6月25日,何泽慧告别仪式前一天。儿子钱思进坐在母亲遗像对面的一把木椅上,他的身旁摆放着一架钢琴,琴声在记忆里回响……“我和你妈妈这一生也没有其他长处,只希望你终生守着一条准则: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好好去做。”钱思进闭着眼睛,复述着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一封信。
那时,他正在山西“上山下乡”,心中有苦闷,就写信跟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父母诉苦。基本上都是父亲回信给他,但他知道,信里同样包含着母亲的惦念和期待,母亲,是一个不擅言“爱”的人。
据何泽慧的子女们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父母都在位于房山的原子能科学院工作,每周末回家一天和孩子们团聚。女儿钱民协说,尽管母亲工作很忙,但她一直保持着做剪报的习惯,每次回家都会带着一沓剪报文章那是她特殊的教育方式,“妈妈从不说什么让人感动的话,她对我们的爱很含蓄。”
含蓄的爱不仅是对子女,更是对国家。
1932年,何泽慧考入清华物理系,4年后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选择了“实验弹道学”的专业方向。苏州十中是她的母校,该校教师徐思源说,何泽慧曾告诉她,之所以选择去德国留学,就是因为看到当时国民政府聘请的军械制造专家都来自德国,她要去德国学习先进的军械制造技术,让祖国不再受欺辱,“这是何先生一辈子的精神写照,科技报国是她最大的心愿。”
“文革”期间,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何敲钟,钱种地。面对当时的状况,无论是同事还是子女,都没有听到过她一句抱怨,她曾说:“不管国家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老房不修 “能住就行” 很多人回忆起她的时候,都会说出两个词“简朴、节省”。
中关村14号院是一片灰色老楼,何泽慧和钱三强从1955年起居住于此。走进室内,墙壁上是岁月沉积留下的灰黄,咖啡色的木地板被步履磨得发白。
何泽慧的学生周蕙明回忆,2002年前后,曾与老同事一起去看望何老,走进她家的第一感觉是:时光倒流30年。全是旧家当,地面和墙壁没有装修过的痕迹。问她为何不装修,她就说“这不是很好吗!能住就行,何必找麻烦。”说完她又补充,“也刷过,外孙女中学校际交流的法国学生要来访问,我就让女婿给发黑的墙壁刷了一层白灰。”说完,她孩子般地大笑起来。
女儿钱民协说,曾想过给母亲换一套条件好的住宅,但母亲不肯,“她说出门就能碰到老邻居,日子过得热络。”小纸条、小布条、纸绳、铅笔头,她都留着用。“不能随便扔了,能用就用。”女儿说,这是母亲常说的话。家里的旧毛衣都被改成了坐垫。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陈和生说,直到2000年86岁时,她还每周坚持到高能所上班,谢绝轿车接送,乘坐所里班车,假期没有班车时就乘公共汽车。
敢做敢言 “何保护伞”
在许多年轻研究人员眼中,何泽慧是敢做、敢言的“何先生”。“没有何先生的倡导、支持和保护,我国高能天体物理研究不可能有今天的基础和局面,她是有远见的科学家。”何泽慧的老下属、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天体物理学家李惕碚院士如是说。
1948年,何泽慧和丈夫钱三强回到祖国,参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担任重要的实验研究工作。她开拓交叉学科、支持研究高空气球及天体物理研究。尤其是在经费欠缺、没有实验室,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情况下,何泽慧顶着压力,带领研究人员参加高空气球的学习和研讨。十几年来,无论哪个小组有实验,她都亲自参加,六七十岁了,还曾远赴云南。
曾与何泽慧共事的丁声耀老人说,何先生毫无架子,很多事都亲力亲为,“她对年轻人特别有耐心。”这一点,同样令李惕碚感触颇深。
1980年,李惕碚受邀访问英国,因某些原因受阻。何泽慧得知后去找高能所的领导,为李争取访问机会,李惕碚得以如期赴英。“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她反感‘空头科学家’,她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只要你爱国、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她的赏识,她是我们的‘何保护伞’。”李惕碚说。
耄耋老人 更爱花草
晚年的何泽慧保持着年轻时的利落,直到七八十岁仍自己打理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初,3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70多岁的何泽慧不雇保姆,独自在家照顾患病的老伴,“她还曾在病房外搬个马扎坐在门口,多大的官来了都不让进。”钱民协说。
只是从80多岁开始,她做这些显得有些吃力了。“你帮我把这些弄一弄。”这是老人第一次要求女儿帮忙。钱民协看到母亲把换季的衣服全都摊开来,钱民协一件件叠好、分类,这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母亲老了。
愈发老迈的何泽慧更加喜欢花草,“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她就喜欢。她养君子兰、绿竹,更是对一盆蝴蝶兰爱护有加,那是温总理到家中看望她时送给她的。”子女们称,最近两三年,老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今年初,她因病住院,后来,多器官衰竭。
6月20日一早,护工给母亲擦了脸,钱思进见母亲状态平稳,便出门上班了。可刚离开医院,就被喊了回去。随后,钱民协也赶到医院,“妈妈,我来了。”她一如往日地喊着母亲,听到女儿的呼唤声,97岁的何泽慧安然离去。
钱三强和钱学森
钱三强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的儿子,可谓出身名家,钱玄同的学术造诣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可是应该知道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了金心异,就是暗指钱玄同先生的,可见其当年之影响。当然,钱三强学了物理,没有继续其父亲在人文学科上的事业,也是中国的幸运了,毕竟,文字学家中国不缺,可是在当年,物理学家,我们是很缺的。
钱三强先生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何等重要,我想不必多说,连今天的政治家都不可否认这个原子弹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价值。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原子弹的贡献:它不仅仅是一个最高端的武器,能够研制出原子弹,说明中国在武器技术的多个方面同时不弱于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原子弹不仅仅是能爆炸,而且还涉及到运载等方面的技术。所以,那次罗布泊的爆炸意义和价值都不仅仅是爆炸本身。钱三强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的研制,是核心贡献。否则也没有“之父”的称谓。
那么,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呢?一般地,很多地方把钱学森先生看做是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那么,可不可以说钱学森先生是“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呢?按说,在美国的时候,钱学森先生就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学术贡献,不过在回到国内之后,钱先生更多还是在理念上引领大家往运载火箭和航天上走,而在具体的力学应用方面的学术贡献并不显著。他的作用是带起来一群人,这个贡献应该说也很大。这样,“之父”的名头就稍微有点勉强,也许是“之爷”更恰当吧,他领导下的人从学术意义上做了火箭和航天“之父”。

图片 3钱三强
钱三强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三强简介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湖州,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钱三强的故事 德、智、体“三强”
1913年的中秋时节,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的钱玄同,接到了家乡传来的儿子出生的喜讯。异常喜悦的钱玄同,给儿子取名叫“秉穹”,意思是“掌握苍穹”。不难看出,这位父亲对儿子寄予了怎样的厚望!
在小秉穹出生9个月后,钱玄同就把他和妈妈接到了北平。小秉穹果然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他自幼喜欢读书,读不明白就问,四五岁时学会了很多道理和知识。一转眼,钱秉穹6岁了,他进入北京大学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由于钱秉穹在父亲身边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因此,孔德学校允许他直接读二年级。
孔德学校是一所注重科学和实践的新式学校,创办者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更高年级的教学工作。
在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里,钱秉穹奋发上进,学习十分刻苦。虽然他是跳级生,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位居前列。他热爱体育,还是运动场上的一名健将。他还结交了两个非常要好的伙伴,小兄弟之间他排行老三。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秉穹的同学给他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看见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子女起名的问题上囿于形式?”于是,钱玄同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结缘科学
1929年,即将中学毕业的钱三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几本进步书籍,书中描写的未来中国蓝图深深地吸引了钱三强: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他读着读着,仿佛一个长期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终于看见了前方的光明。他朦胧中感到自己有责任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这样美好的蓝图奋斗。他认为,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他找到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
次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钱三强的头上,在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鼓励下,钱三强考取了到法国巴黎大学的留学机会。他将进入当时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而他的导师,就是发现人工放射性镭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他的聪慧和实干深得居里夫妇的赞赏。居里先生选他为助手,协助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轨迹的云雾实验室。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从查阅文献资料开始,不断研究并提出改进方案,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实验室建成了。接着,他又创造性地制成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机。居里先生称赞他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钱三强的刻苦钻研获得了居里夫妇的赞许,也赢得了同为核物理领域研究者、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的青睐。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钱三强,带着妻子一起,投入到研究中。
就在这一年,钱三强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钱三强仔细观察这张有着细微差别的照片,他凭自己的实验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认为“这可能是从铀原子核中另外分裂出来的一颗质子的射线”,既然是二裂变,那么这现象如何解释呢?
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这对年轻夫妇相互轮换着在实验室度过了1000多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他们终于又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的核裂变现象,实验照片上再次出现了那根垂直的细线,这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这样的结论令他们欣悦异常。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分为三。经过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即铀核的“三分裂”。他们把实验结果报告给了居里夫妇。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在居里夫妇的支持下,钱三强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此后不久,他又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他们将实验的成果和照片在法国科学院公报上公布,又对三裂变放射出裂片质量、动量和角度做了精确的测量和计算。一直以来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
钱三强夫妇引发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地震。1947年,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均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很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晋升钱三强为研究导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以为这个中国科学家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下去的时候,钱三强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要求。居里先生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听了钱三强的陈述之后,就立刻表示理解和赞成。他对钱三强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同时也将当时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钱三强,并且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带回中国。居里夫人在跟他们惜别时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就这样,钱三强带着这些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精神振奋,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然而,中国的核弹研究工作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钱三强很清楚,原子弹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甚至于中国的国防、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受到创伤。为了牢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钱三强带领原子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精神抖擞地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
人马调齐,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制进展神速。要向研发出原子弹,必须提炼出铀235。当时,有一种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苏联人称它是“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科学家接近。“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钱三强为此组织了攻关小组,联合中科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合格的扩散分离膜,并开始批量生产,使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紧接着,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09丙机,正是这台计算机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茹云,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起初,有些外国人还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儿,直到他们对大气中的漂浮物进行分析后,才感到震惊。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独立研制出原子弹令美苏等大国均对中国刮目相看。
遮盖在中国大地上的乌云吹散了,钱三强紧锁的眉头却没有解开。他带领着技术队伍,再一次投入到研制氢弹的工作中。“曾经以为最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是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仅仅2年零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如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称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样的目标下,钱三强一生脚踏实地、艰苦攻坚,创造了世界导弹研究领域奇迹,为共和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最终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也实现了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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