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身护桥,张学良的

看到已过百岁的张学良还常常大谈西安事变,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蒋介石杀了杨虎城,却没有杀掉张学良?如果我们注意到蒋50年代初讲过的话,即“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应该不难了解蒋内心中对张学良痛恨到何种程度。联想到杨虎城一家大小统统杀,而张不仅活了下来,如今还以见证人的身份大讲西安事变,也实在是个奇迹。

1968年底我到河北农村插队。从进村第二天开始,我们知青就参加了村里的“阶级复议”运动。“阶级复议”就是要按土改前三年的家庭经济情况把全村每家每户的成分重新定一遍。贫宣队队长张闯严肃地说:“这是为了让你们知青辨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接受‘再教育’的首要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里,政治舞台上如走马灯似的不断转换着形形色色的各路“英雄”。常常今天是“英雄”,明天就成了“罪人”。于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就应运而生了。这其中,有一件曾经震动国人的“英雄”事迹,颇有代表性——

人们常说,无毒不丈夫。那意思是说,凡要想成为大政治家,就必须能够做到六亲不认。以此为标准,蒋介石之不能成大业,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照样也会为“情”字所累。过去只知道,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亦常常会对自己的学生抹不开情面,比如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包括那些曾经动摇过的学生。如今却发觉他对友情也有些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张学良。只因张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过他的忙,两个人换过帖子,于是蒋介石明明知道张学良有“通共”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直至酿成西安事变也未见其能完全抛弃旧情。

我们被分到各社员复议组,负责讨论记录。每天晚上,都要同社员坐在一起开会,听社员们各自回顾解放前有多少房子,有多少亩地,雇没雇过长工,有没有剥削。然后再互评互议,调查取证,重新确定阶级成分。

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

蒋介石把张“通共”情报束之高阁

我插队的小沙村,全村只有二十多户人家,高、刘两个姓氏,约400亩土地。高家是大户,有20多户,刘家只有6户。村中除了高家有一户是地主成分外,绝大多数是中农和贫下中农。在“阶级复议”前几天,社员们几乎都采取不肯得罪人的态度。他们不停地吸旱烟,满屋子烟气腾腾,呛得我们知青难以忍受。

从通讯可知,刘学保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马额公社一个贫农家庭。
1966年3月入伍,到他在1967年底成为“英雄”时,入伍还不到两年。
1967年7月,刘学保奉命来到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支左”后,刘学保就注意到了一个“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并按照毛泽东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同他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12月17日,永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林场职工前去参加庆祝大会,刘学保留在林场执行警戒任务,他发现那个
“反革命分子”偷偷闪出了大门,便立即叫上另一同志一起追出去。快到大桥的时候,刘学保断定“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大桥,就叫同来的那位同志回去叫人,自己一人去制止“反革命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发现刘学保追来了,反扑过来攻击刘学保,刘学保与他搏斗,并将他打死。刘学保发现“反革命分子”用来破坏大桥的炸药包已经拉燃导火索,便“以惊人的勇敢”冲上桥墩,抱起炸药包,往远离大桥的河滩跑,边跑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买球app,!”最后将炸药包扔出去,大桥保住了,刘学保却“失去了左手”……

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了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保存在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里双方通过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红一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就有十几份。而李克农更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令,来往于洛川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之间三次之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进而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经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在贫宣队引导下,社员们开始互相攻击。姓刘的家族把炮火直指现任革委会主任的父亲。姓高的家族则把矛头对准了刘家一个叫老三的人。双方都想把对方的成分拉到富农上去。看到社员们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地斗来斗去,我们感到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复杂。后来才了解到,高家先人是随着大清入关迁徙过来的,凭“跑马占圈”早就占了这块地方。刘家祖先是一个乞丐,有一年,永定河发大水,逃荒到这村,被高家收留,招赘到高家。刘家后人中对高家长期执掌村政权,心怀不满。“文化大革命”中,刘家有一名后生带头造反,夺了老支书的权。可高家势力比刘家大,他们联合起来,推出了刚从部队复员的一个高家年轻人,担任了革委会主任。在“阶级复议”中,刘家还想夺权,可高家也不示弱,奋力还击。由此我们知道,阶级斗争与家族斗争有密切联系。

此后,刘学保便飞黄腾达。
1968年1月10日,兰州军区授予刘学保英雄称号。此后,刘学保又“荣立一等功”,被提拔为副教导员,荣任兰州军区党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堂堂西北剿总代总司令,频繁往来于西安与洛川之间,甚至两度深入处于红军威胁之下的延安城,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谈,竟然能够瞒过蒋介石的耳目,这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以政训人员名义监督东北军将领的南京方面的耳目早已深入东北军中,张学良再小心,一次次的会谈,接连不断的人员来往和电报往还,终究要露出马脚。何况,中共还有专门代表和联络人员常驻洛川或西安,要想完全对南京保密,实不可能。而颇为奇怪的是,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对张学良都很少怀疑。是蒋真的不了解张学良暗中“通共”的行为吗?

本来“阶级复议”与知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贫宣队认为,必须把知青放到风口浪尖上锤炼。我又受到贫宣队的特别垂青,许多外调取证的工作,分析定性的工作都让我参加。有一次我们接受任务,出去调查刘家老三解放前的雇工问题,我和一名贫下中农社员顶着五六级的大风,骑了30多公里的自行车,好不容易才找到查证的人,可对方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只好失望而归。回来路上,偏偏又赶上大雪,天渐渐全黑,在茫茫雪原中,我们迷了路。在就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听到远方传来的犬吠声,才终于看到了一个村落微弱的灯光,直到午夜才跌跌撞撞地回到小沙村。

然而,刘学保的“英雄”伪装,终于也在“文革”结束之后被剥去了。原来,他不但不是什么“英雄”,倒是一个十分凶残的杀人犯!

就国民党而言,凡有“通共”行为者,一经发现,通常处罚极严,罪可杀头。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一般人员来说的,对一些地方长官或高级将领则经常是网开一面。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军队相当部分还是由各地军阀武装改编拼凑来的,蒋介石对多数地方军阀缺少有效的管辖权,不得不较多地依靠笼络地方军阀才能在形式上将其军队归入自己麾下。因此,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被迫暗中与中共有过交涉甚或妥协,蒋往往也只是旁敲侧击,不好过于认真。而对于张学良,蒋的态度就更特殊一些了。因为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处颇多,张学良对蒋一向也十分敬服,双方私交较好。正是这种情况,使蒋在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后难下决断,甚至干脆就不大相信。

这样捕风捉影地搞“阶级复议”,我认为纯粹是瞎折腾,劳民伤财,结果受到贫宣队的严厉批评。张闯找我谈话,用阶级斗争观点无限上纲,说我有立场问题,差点把我推到阶级敌人那个阵线上去。我只好接受批评,少说为佳。这也是我插队不到一个月,受到的一次活生生的深刻教育。

其实,在“英雄事迹”发生在第二天,就已引起有关部门怀疑了。当时永登县公安局勘察现场后即发现,并没有“炸桥”的任何证据,便上报武威地区公安处军管会和省公安厅军管会,要求将该案“暂挂起来”。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冷静的要求是很难得到赞同的。

过去长期以为蒋对张暗通中共的情况并不了解。台北大溪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觉,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

在“阶级复议”中,虽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但结果并不令人振奋。经评议,小沙村绝大多数农户保持了土改成分不变。刘家有一户由中农变成了上中农,高家有一单身汉叫高子扬,土改时被定为破落地主,这次经过复议查证,在土改前四年,他家由于赌博、抽大烟就已衰败,失去土地,所以改定为贫农。千万不要小看这么一改,在那特殊年月,高子扬本来是“阶级敌人”,一下子却成了革命的依靠力量。

直到“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对“刘学保事件”的怀疑才又重新被提了出来。经专家们通过反复实验论证,刘学保自述的所谓
“脸盆大的炸药包”根本不存在,炸断刘学保左手几个手指头的,充其量只是一个雷管或者是由雷管引爆的不到10克的炸药。否则,刘学保早已粉身碎骨!而被刘学保诬为“反革命”的林场干部李世白,调查结果证实,李世白是被刘学保为制造假案而骗去现场残忍地杀害的。当时李世白被刘以斧头砍、石头砸而致颅顶头皮裂开、颅骨开放性骨折,尚未断气,在与刘学保一起被送往医院途中,因刘学保诬其是“反革命炸桥罪犯”,得不到医护人员及时救治,还不断受到“革命群众”枪托捅捣,最终含冤去世。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1985年7月,李世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刘学保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学良对蒋百依百顺长于演戏

那么,刘学保为何污蔑李世白呢?除了私人恩怨外,最可能的就是由当上“英雄”,而得到“入党”、“提干”的机会。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了消息。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汗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张汗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与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对张学良,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并且还要靠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之批评也重在苦口婆心。电谓:“兄与虎城犹互相推诿,彼此观望,不敢前进,未知革命究为何事,国家养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对区区残匪保持实力不敢前进,吾人何以为人表率。以理论之,东北军在陕省多过杨部数倍,而杨军之力有限,如责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区,于心已足,再欲其前进,不但其心不愿,而对此计划与命令必不诚服也。中以为延长延川任务只有东北军独立负责收复,表示不推诿、不避难之革命精神,否则不但陕省军事无了期,而国亦必亡。何以示众,何以对人言,念陕省匪情与军事不禁心裂矣。兹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负责收复延长延川勿得再误。”

就张学良而言,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却也对蒋继续表现出忠心不贰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上述电报,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5月12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他都要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对此,考虑到当时红军已经回渡,东北军进占黄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红军回撤的背后筑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蒋阎两军乘势大举跟进陕北,故周恩来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形势,估计红军可能转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宁夏有所发展时,其命令自然又有改变。他于是要求张学良“以现在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确保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以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对此,张学良也照样做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继续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戏。而中共方面也处处牵就,尽量提供方便。

自然,双方也有利益冲突的情况。比如6月间蒋严令东北军配合晋西渡河之中央军向瓦窑堡方向夹击。张照旧依照蒋令执行,并通知红军尽速撤离。不料因红军撤退不及,而东北军进度较快,双方连续出现几次交火,互有伤亡。但对此张并不在意,反而相信这样更加逼真。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以后也不断出现。而这次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军一0七师因急于邀功,尚未进占瓦窑堡即发捷报,红军偏偏又因物资搬运不及不让东北军进城。双方好不容易答成默契,红军于是一面加紧搬运物资,一面集中兵力去防堵东北方向的中央军。不想,原先蜷缩在北面石湾镇不敢出头的国民党高双成部误听捷报出来想拣些便宜,竟意外发现瓦窑堡是座空城,乘势便占了去。等到红军回头时已无能为力,弄得一0七师师长刘翰东一度都十分不满。

蒋的基本策略是“清君侧”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对此蒋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蒋也断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笼络以免为其他反蒋派所乘。何况蒋、张还有些私交。当然,这并不等于蒋会对任何暗通中共之事听之任之。蒋的策略是“清君侧”,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绝不手软。同时亦不做出丝毫不怀疑主事之人的样子来,以此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止不行。虽明知郭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复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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